一
躺在手术台上一动不动的我，一直睁开双眼向四周扫来扫去，除了头顶上的机器，似乎还能看见医生和护士忙里忙外，给我的大腿消*，上麻药，传手术刀，塞管……
手术在和谐的气氛中有序进行。
这是我做的第三次介入手术，心里一点都不害怕，不时还跟主刀范主任谈些与疾病无关的问题。
“哎呦，有点痛！”不一会，从右大腿动脉处迅速传来割肉般的疼痛，我在内心嚎叫一声后，便咬紧牙关拼尽力气忍了起来，仿佛，我能感觉到，一滴冰凉冰凉的眼泪就从眼眶里迅速滑落下来。
记得今年五月某天，也是在这个手术室，范主任为我做第二次介入手术。手术时我没有感到一点痛，反而觉得躺在手术台上就像躺在家里的梦思床上那样，很舒服。那一次做介入，术后很好，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恢复期间，一天到晚，我都能吃能睡，精神蛮好，还胖了不少，感觉跟常人没什么不一样，看不出自己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
去年十月，我在中山逼仄的出租屋里艰难地写完那部长篇纪实小说后，准备找一份工作，没想到去应聘的路上突然感到胸口疼痛难忍，到医院看病时晕倒在挂号窗边。待我醒过来后就被无情的现实判了“死刑”：肝癌破裂出血！
我怎么会得这病呢？病情这么严重，可我平常没有发现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医院就成了肝癌破裂出血？医院住过病房的自己，真的想不明白，甚至认为这是一次误诊，是上天跟自己开的一次玩笑！
可是，事实胜于雄辩，我的确患了癌症，还是中晚期，肝内有两个肿瘤，一个47mm，一个19mm，附近还有多发子灶……天哪，我活不过明年了！出院后，我总是侥幸地从一大堆病历资料中翻找到“出院证明”，希望能发现奇迹，但“出院证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压在身上。那一刻，望着白纸黑字，我连死的心都有，不断问为什么，反复问自己还有多长时日？
接受命运之后，我渐渐放平了心态，认为自己只有积极配合治疗，牢记医嘱，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我开始面对现实，也没怎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身负“炸弹”的肝癌患者，而是完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健康的人，像往常一样平淡、平静地生活。
只是让我心有不甘的是，他在母亲面前食言了。我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没有对谁说过谎，但这次……
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母亲又生病了，得的是帕金森，有点严重，只见她手脚颤抖得厉害，连吃饭都端不起碗。医院检查之后，就对母亲说，自己再打几年工，待身上有了些许积蓄就回来陪伴母亲。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她以前患过脑血栓，现在又有高血压、痛风等病。母亲的这病那病，也一直是我的心头之病，自己早就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打工生涯，回家照顾母亲，毕竟父亲走得早，留下她一个人在老家异常孤单。
可现在，不幸又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生命随时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有什么能力兑现对母亲的一句诺言呢？只怕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唉！这命咋就这么脆弱呢？一个意外就能把所有的一切美好击得支离破碎，连一个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
我确实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我绝不相信生命真的就会如此脆弱！因为，从小我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人，我有不屈的性格和不轻易服输的劲头！是的，虽然我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凡的人，但我似乎与一些普通的平凡人绝对不同。
经历了这一次磨难，我的心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宽广了，如天空一样绽放着自己的精彩，因为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鸟、一朵云，或是一架飞机、一片霞光……这让我时时活在美好的时光之中，无惧病痛，不论生死。
在陪护的大哥和护士的护送下，刚做完手术的我就转入了病房。
这间病房，还住着另外两个病友。一个是躺在靠门边病床上的中年人，大约四十来岁，面*肌瘦；另一个是躺在靠洗手间病床上的老汉，大约七十来岁，肥胖但脸色苍白。我的病床，正好夹在两个病友中间。
二
面*肌瘦的中年人姓曹，家在市区，离医院不远。此时的他，刚喝完老婆送来的鸡汤，因家中有事，在我还没送回病房之前，他老婆就拎着保温瓶回去了。阿曹的老婆长得还不错，不胖不瘦，比丈夫还高了一头，只是她不苟言笑，很正经的样子，不像阿曹，成天在病房里跟老汉开玩笑，往往说完上半句，下半句还咽在喉咙里，人就笑成了秋天里的一朵菊花。看得出来，曹病友是个乐天派，根本不会把“九死一生”的肝病放在眼里。
他见我回来，蜡*的脸上就露出菊花一样的笑容，用温暖的笑容默默祝福我从手术台上顺利走回来。说起这个中年病友，也是久经考验的人，医院做了三次介入手术，共花了二、三十万元，医院做的是巩固治疗，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肥胖的老汉姓钟，与我是同一个县的，因为肝腹水严重，来医院“放水”，虽然住了十来天，但插在他肚子里的“放水”管还不能拔，因为肚子里总是存有一点“私货”，至今不能出院。
“感觉如何？没什么问题吧？”钟老汉关心地问我，可我躺在病床上还不能动弹。
“没事，大叔。吃过晚饭没？又是你出去打饭的吗？”我尽力挤出一丝平淡的笑容，反而关切地问没人陪护的老汉，心里非常同情他。
“吃过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放宽心，别因情绪影响病情。”与其说钟老汉把这句安慰话说给我听的，倒不如说是为他自己说的。
钟老汉天生也是一个乐天派，医院“放水”，身边竟没有亲人陪护，因为家人都忙。老伴在家带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是公务员，都忙不过来抽不开身；一个女儿在深圳工作，路远且有家室，但女儿很孝顺，每次三万、五万的打过来，出钱为老汉治病。
老汉三年前患了肝癌，做了两次介入两次消融，最近一次做的是手术，医院请来专家亲自为他动刀。也许老汉已到了晚期，腹水厉害。老汉还患有糖尿病，已有十多年病史了，每天要注射胰岛素。
他经常跟两个病友说，他的病，都是喝酒喝出来的，以前总以为自己的身体硬朗，毕竟退伍出身，有资本跟人家拼命，不喝倒绝不放下酒杯。
虽然手术顺利，但伤口还是有一点疼。为了减轻我的伤痛，老汉又向我讲起他的故事。这几天，最大的享受，那就是我能亲耳聆听老汉讲起自己的故事。
老汉十八岁的时候，去云南当兵，成了一名汽车兵。在七十年代，汽车兵很“吃香”，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兵，能够成为汽车兵，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因为退役后有了一门手艺，容易谋生。
当兵的时候，从农村出来的老汉诚实肯干，很快得到连长的认可，平常除了训练本事，连长还交给老汉一个任务——管理全连汽车的油。
三年后，老汉在部队练就了一身“武艺”，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连长交给的任务。眼见就要光荣退伍了，连长找老汉谈了一次心。
连长喜欢老汉老实诚恳做事的风格，已经打了报告为老汉提干，这样就能把老汉留下来。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老汉接到电报，他母亲病危！
在亲情和事业之间，老汉不得不选择前者。没继续留在部队，说起来常令老汉后悔不迭。
老汉退役后，先留在农村，成了村生产小组的小组长。两年后，他见母亲的病好了，就到市区矿区工作。在矿区，他从一个下井工人干起，一直干到矿长这个位置才光荣退休。
现在，钟老汉与癌抗争了好几年，花了不少钱，但他一直保持乐观的性格，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从不含糊，哪怕因手术或化疗带来巨大的副作用，也从没有向命运言一声苦唉一声痛。
三
听着老汉的故事，我慢慢闭上了眼睛。一晚上，竟然睡得很踏实，没有出现疼痛或呕吐的现象，因为医生在他床边准备了一台自动注射止痛药水的机器。
第二天早上，我就可以正常吃早餐了。大哥从外面的小食店打来一盒粥，但我喝了几口就没胃口，想呕。同时，肚子里好像还在翻江倒海，异常难受。这是化疗后带来的不良反应。
吃午饭前，我就可以下床活动了，尽管身体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但我还是能够正常行走。
直至晚上，我整个人扭曲在病床上，肚子疼得实在太难忍受了，于是叫护士拿来止痛药。止痛药服后依然不见效，我依然疼得满头直冒冷汗，又叫护士打了一针止痛药水，这才止住了疼。
这次做介入，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就是“痛”。前两次做介入，没出现任何状况，不痛不痒，像没事儿一样。这次为什么会出现疼痛的现象呢？我猜测到可能是范主任放化疗药的剂量比较大。想起昨天做手术时的一些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再一次慢慢回想起来。
“我放药了！”随着手术的进行，范主任向躺在手术台上的我说。
我还没回答，只感到一股冰凉的水从动脉涌进肚子里，紧接着，肚子里就好像被十二级台风刮过一样，顿时翻江倒海，非常难受，并伴有一点点痛感。
想起前两次“放药”，我都没有一点感觉，怀疑医生偷工减料，根本没有“放药”。这次“放药”，却让我难以接受。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做胸部增强CT检查时发现肺里有一个小结节，医生怀疑是癌细胞转移，所以这次做介入，范主任把放的药量增加了。
手术之后，我的肚子依然很难受，但疼痛比较轻微。被推回病房时，护士就在我病床前用一台自动注射的机器为我体内输送止痛药水。
晚上，我还是没有胃口，想呕但最终没有呕出来。
打了一针止痛药水，我就安稳地睡了一晚好觉。第二天一早，曹病友跟他老婆张罗着办出院手续。办完出院手续，他就与我和钟老汉道别，互相说些祝福早日康复的话。
曹病友刚走，接着又来了一个新病友，瘦高瘦高的，年约六十岁左右，但肤色看起来有点黯淡，应该是长期化疗造成的。
这个新病友，医院化疗。上午做完化疗，他们就回去了。
这个来去匆匆的病友，我对他只有一面之缘，但通过钟老汉才多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新病友住在市区。曾经在卫生院工作的他，不幸在退休后被查出肝癌。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一直坚持化疗。
晚上，我的肚子又痛得厉害，但大哥出去了，没办法为我叫护士。我忍着剧痛按了按墙壁上的电铃，但护士没有一点反应。我艰难地爬下床，直接来到护士站，只见护士都聚在一间房里吃晚饭。
一个护士走出来后，见我疼得厉害，便用电话征询值班医生，问值班医生可不可以给我打一针止痛药水。征得值班医生同意后，护士才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水。这种止痛药水，要在医生严密的监控下才能给病人用，医院。
打了一针，我很快就不痛了。
回到病房，看了一会电视新闻后，我就躺下来睡觉了。
不一会，钟老汉又亲昵地与老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