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替利珠单抗已于年底由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批用于既往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HCC）患者，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方案（“T+A”）得以正式惠及中国广大肝癌患者，将我国晚期肝癌治疗从靶向治疗时代带入免疫联合治疗时代。《国际肝病》特邀医院孙惠川教授，畅谈对“T+A”上市后的期待，介绍临床实际应用注意事项，并分享进一步的探索方向。
《国际肝病》：您对“T+A”新疗法在中国上市后的期待？
孙惠川教授：中国肝癌患者特征与国外患者相比，中晚期患者更多，初诊真正符合外科手术适应证的比例只有20%～30%。既往晚期肝癌患者主要依赖索拉非尼，SHARP研究将晚期肝癌带入系统治疗时代，但实际疗效并不能令人满意，仅能延长患者生存期2～3个月。经过13年的等待，我们终于赢来了首个头对头并取得统计学优效结果的新型疗法——“T+A”。
“T+A”是首个具有强有力证据证明能延长晚期肝癌生存期、阻止肿瘤进展、缩小肿瘤、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系统疗法，基于IMbrave研究，我国批准“T+A”进入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作为医生，我们欢迎更多给肝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新疗法上市。
“T+A”的出现不仅让患者活得更长，而且活得更好；另一方面，在“T+A”治疗使肿瘤缩小后，患者可以获得根治切除的机会，从而彻底摆脱肝癌，这在以往晚期肿瘤的治疗中是很少见的。对于早期肝癌患者，“T+A”能否减少术后复发和延长生存；对于中晚期患者，能否通过“T+A”探索转化切除治疗，这些都是值得今后探索的方向。
《国际肝病》：您对“T+A”临床实际应用的患者管理建议？
孙惠川教授：临床医生在初始应用“T+A”时，建议按照临床试验的入排标准来筛选患者，以保证受试者的安全。在经验积累后，可慢慢拓展“T+A”的用药人群，例如肝功能稍差的人群，胃底静脉曲张经过评估或治疗的人群等。
同时，作为医生，应不断学习并掌握监测新药物或新疗法不良反应的知识体系和应对策略，从而保证患者的安全，同时让患者获得一个可预期的疗效。
《国际肝病》：除延长生存外，“T+A”还可带来哪些生存获益？
孙惠川教授：IMbrave研究证实，在主要终点总生存期（OS）及无进展生存期（PFS）上，“T+A”相比于索拉非尼降低42%死亡风险（HR=0.58，95%CI：0.42～0.79，P＜0.）和41%的进展风险（HR=0.59，95%CI：0.47～0.76；P0.）。
延伸：
据ASCO-GI会议公布的IMbrave研究最新生存数据，平均随访时间15.6个月后，全球人群“T+A”组中位OS为19.2个月，显著长于索拉非尼组的13.4个月；而中国人群亚组中，“T+A”治疗组中位OS更是达到了突破性的24个月（17.1～NE），对照组索拉非尼为11.4个月（6.7～16.1）。
安全性事件方面，“T+A”联合使用并未显示出除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单药应用已知不良事件（AE）以外的新安全性问题，“T+A”最常见AE为高血压和蛋白尿，基本不影响患者接受“T+A”治疗。更为重要的一点，在患者的生活质量保护方面，通过EORTCQLQ-C30和EORTCQLQ-HCC18量表证实，“T+A”可持续改善肝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国际肝病》：“T+A”在肝癌转化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孙惠川教授：肝癌的转化治疗是指对不可手术切除的晚期肝癌患者行系统治疗后，当肿瘤出现缩小和降期并达到一定标准，再进行手术切除。转化治疗的关键是筛选适合转化治疗的人群。
在医院行转化治疗手术切除的队列中，我们观察到了无疾病进展（DFS）的明显延长，且部分患者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而无需进一步行系统治疗，实现了对肝癌的“脱贫摘帽”。相信转化治疗很有可能进一步提高患者的OS。
《国际肝病》：中国肝癌规范行动，行至何方？
孙惠川教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简称《规范》）的初衷不仅仅是制定一个文件，更为了推广和落实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诊疗理念，落实到医生的日常工作之中，医院，医院医院，都能从根本上提高肝癌患者的诊断、治疗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规范》的不断巡讲，将新方法、新理念进行推广，才能真正提高我国肝癌诊疗水平。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年版）》自年1月6日在卫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