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哪家医院看最好 http://pf.39.net/bdfyy/xwdt/我国原发性肝癌具有发病率高、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患者基线情况较差和致死率高等特点，而中国作为肝癌大国，囊括了全球半数以上的肝癌病例。资料显示，中国约有万人患肝硬化，每年新发肝癌病例46.6万，病死42.2万，5年相对生存率仅为12.1%。目前我国对于肝癌的防治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需要高度重视。
年3月19日，医院秦叔逵教授牵头主导的“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二线及以上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细胞癌：一项多中心的Ⅰb/Ⅱ期队列研究”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forImmunoTherapyofCancer（JITC）上全文发表，彰显了中国学者团体的智慧。为此，本报特别邀请秦叔逵教授接受专访，解读该研究的具体数据与应用价值，并解析我国肝癌治疗的未来布局。
教授秦叔逵
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统计源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主编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北京CSCO基金会副监事长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药监局血液和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和科研工作，擅长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断、治疗和研究
秦叔逵教授专访视频
Q、针对我国肝癌的发病特征，您认为联合治疗策略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是怎样的？从作用机制上来讲，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将为肝癌患者带来怎样的获益？
秦叔逵教授：中国是肝癌大国，虽然中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却位列全球的首位。同时，我国肝癌无论是在发病原因、流行病学特点、分子生物学行为、临床表现和分期还是治疗策略等方面，均与欧美国家有着明显不同，即存在着高度的异质性。因此，中国肝癌的诊断、治疗和研究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必须要结合我国国情、民情与患者的情况全面衡量，个体化进行。
在肝癌的系统治疗方面（以晚期肝细胞癌患者为主），年索拉非尼的问世打开了分子靶向治疗的大门，年EACH研究的成功则开辟了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新局面。随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年和年附条件批准上市了两款PD-1单抗，使得肝癌治疗进入了免疫新时代。虽然治疗手段的更新与方案的改进显著延长了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疗效仍然不尽人意。据统计，目前我国肝癌患者总的5年生存率仅为12.1%，其中晚期肝癌患者甚至不到5%，比如这与另一高发疾病乳腺癌5年生存率超过90%的数据相比差距较巨大。因此，在逐步累积治疗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必须采用多种手段、多种药物有计划、合理地进行综合治疗的重要性。特别是与其他癌种相比，肝癌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以及代谢酶学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截至目前，全球研究者尚未找到明确的肝癌驱动基因和公认的分子分型。所以联合治疗策略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众所周知，肝癌是典型的富血管肿瘤，血管新生贯穿了肝癌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抗血管生成治疗至关重要，也是肝癌分子靶向治疗的基石。一方面，血管靶向治疗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生成，降低肿瘤的代谢活性，防止肿瘤复发转移，并能使其血管正常化；另一方面，血管靶向药物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以改善肿瘤微环境等，有助于免疫治疗发挥作用。因此，血管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应该具有协同增效。
值得一提的是，由我国民族制药企业自主研发的双原研药物，即阿帕替尼与卡瑞利珠单抗，组合而成的“双艾方案”在肝癌领域的Ⅰ期、Ⅱ期以及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中喜获成功，并且探索出合适的剂量强度和剂量密度，为正在进行的全球多国、多中心Ⅲ期试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极有可能在该研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
需要强调的是，推进联合策略临床试验，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实验目的和数据作为前提，逐层递进，从而才有可能获得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Q、由您牵头主导的“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二线及以上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细胞癌：一项多中心的Ⅰb/Ⅱ期队列研究”在JITC上全文发表，彰显中国学者智慧。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展这项研究的背景和研究设计？您如何评价该研究的亮点与对领域发展的价值所在？
秦叔逵教授：一方面，阿帕替尼与卡瑞利珠单抗均已获得国家药物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肝癌的二线治疗，我们期望能将兼具有效性与安全性特点的两药向前线推进，积极应用。另一方面，血管靶向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机制明确，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双艾方案”在多个瘤种的临床实践中已经不乏相关经验。因此，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支持下，在恒瑞公司研发部门的协助下，我们牵头开展了“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二线及以上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细胞癌：一项多中心的Ⅰb/Ⅱ期队列研究”，以期通过规范化的Ⅰb/Ⅱ期研究，验证“双艾方案”的协同增效作用、确定组合的剂量强度与剂量密度，并且了解药物的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
该研究于年4月开始入组患者，截至年7月，共纳入了28例患者（其中21例肝细胞癌和7例肝内胆管癌）。考虑到联合方案不能生搬单药剂量，且阿帕替尼抗血管生成效力的个体差异较大，因此采用经典的“3+3”设计方案进行了剂量探索。给予患者卡瑞利珠单抗（3mg/kg，每2周一次），联合阿帕替尼（，，或mg，每天一次）治疗。结果发现：采用mg与mg阿帕替尼的疗效相对较优，其中应用mg对于患者来说或许疗效更佳，但是全面考量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耐受性与依从性后，我们最终确定mg作为未来研究的推荐剂量。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入组患者均为经过多线治疗后反应不佳、病情进展和基线状况较差的患者，但是却与德瓦鲁单抗联合雷莫芦单抗一线治疗肝癌ORR为11%的数据类似，因此可见“双艾方案”的疗效可观。
通过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地区药监部门的审查批准，我们已经启动了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全球多中心注册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与国内已进行的IIT研究相比，研究的入排标准和操作更加规范、设计更严谨、循证医学证据将更高。目前，入组已经结束，正在密切随访，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将获得最终数据，结果值得期待。而未来，也期望“双艾方案”能够在早中期肝癌的新辅助/辅助治疗或肝癌的围术期管理中进一步探索，令更多患者获益。
Q、在肝癌的全程管理中，肝癌治疗的未来应该如何“排兵布阵”？
秦叔逵教授：在临床上对大部分肿瘤的治疗策略，往往采用三大基本原则：①全身治疗联合局部治疗，在治疗原发癌灶的同时，积极防止肿瘤复发转移；②扶正联合祛邪，攻补结合，在抗肿瘤的同时，提高或者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③发挥中国特色医学价值，采用中药与西药的综合治疗。我们看来，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肝癌，未来的“排兵布阵”可以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肝癌诊断、治疗和研究的差异性发展，推崇贯穿疾病全程的综合治疗。对于不同患者和同一患者的不同疾病阶段，实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辨证论治，强调个体化处理，并且全程监测，酌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第二，强调肝癌的全方位治疗。我国的肝癌患者大多存在基础肝病（包括肝炎、肝硬化、肝功能异常和可能的并发症），且合并症发生率比较高，不容乐观，为肝癌的诊断、治疗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在抗肿瘤的同时，必须注意积极管理基础肝病，综合处理可能的并发症和合并症非常重要。
第三，坚决提倡肝癌的联合治疗。充分利用现有的治疗手段，多学科合作，共同协作；不仅仅是不同药物的组合，还可以是不同治疗手段的组合。
知易行难，如何在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和专家共识的指导下，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规范化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在国家卫生、药监部门的领导下，在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肝癌专家委员会以及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的组织下，汇集多学科团队力量，进行肝癌的全程、全方位、规范化的综合诊疗模式必将为肝癌带来新的突破。
Q、基于该研究的成果，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阶段性成果如何？您认为当下哪些*策或背景有利于推进研究进展？
秦叔逵教授：在国家相关*策的大力支持和强劲东风鼓舞下，中国肝癌的诊疗与研究正在迎来千载难逢的大好春天。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健康中国”的伟大号召，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等多家学术团体积极提倡多学科交流，互相学习、互通有无、互相启发，将进一步共同推动中国肝癌规范化诊疗水平的提升。
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我个人主要着重于以药物为基础的肝癌综合治疗。既往，我国学者在许多项肝癌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智慧得到全球学术界的认可肯定。目前，“双艾方案”治疗肝癌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带着大家的希冀与瞩目已经顺利进入了Ⅲ期临床阶段。作为研究者，我们不会满足现状、固步自封，会加倍努力、枪占先机。另外，我们牵头开展的卡瑞利珠单抗联合FOLFOX4方案系统化疗治疗晚期肝癌的全国多中心注册Ⅲ期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之中，有望另辟晓径，获得良效。另外，国内多位其他专家学者也各显神通，践行不同的联合治疗策略，走在学术前沿。
总的来说，在肿瘤学界、医药界共同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国肝癌的治疗水平已经和正在不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未来通过多学科紧密合作，特别是通过加强肝癌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可以期待我国肝癌诊疗获得重大突破！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