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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程亚文丧失发展主动权的悲剧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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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属于我们的防卫和基本需要品一类的物品而言,我们自身的生存要求我们不应当使自己陷入不必要地依赖外来供应的状态。——詹姆逊·麦迪逊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文章摘自程亚文教授所著书籍《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文汇出版社年版)。

至少就属于我们的防卫和基本需要品一类的物品而言,我们自身的生存要求我们不应当使自己陷入不必要地依赖外来供应的状态。——詹姆逊·麦迪逊

一、外侨权益制度、“威尼斯阴谋“与沙俄崩溃

翻看历史,总是叫人情不自禁唏嘘。有些一度甚至长时间叱咤风云的大国,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于了历史尘烟。奥斯曼帝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兴起初始,不过是中亚草原上的一个部落民族,后来东征西伐,竟然于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终结了拜占廷帝国近千年来年的统治,建立起了横垮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帝国。但其崩溃过程同样令人扼腕,帝国后期如中国的晚清一样,是在“落后挨打”的凄凉中度过的,虽也曾屡屡实施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变革,然木已成舟、失败命运无可挽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存在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帝国,终于在内外交困中分崩离析。像大多数帝国的崩溃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帝国后期战略选择失当,稀里糊涂放弃了发展主动权、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却是重要原因。致命伤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所实施的“外侨权益制度”。在年彻底摧毁拜占廷帝国后,为促进贸易往来和繁荣国内市场,于16世纪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签订外侨权益条款,准许驻在帝国的外国商人享有只有其本国领事法庭根据其本国法律受审的特权,规定除非有其本国领事馆的官员在场,否则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外侨,还豁免外商商人的内地捐税,和对进出口商品只征收3~6%的进出口税。这种外侨权益制度,其实就是给予外侨以治外法权和经济特权,它的施行从短期来看促进了奥斯曼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但其长久后果,是不但使外国商人在帝国境内恣意进行在其本国不能容许的不正当活动并因此获利,而且限制了帝国对本国工业实行保护关税,从而无法阻止欧洲工业品对本国工业发展的冲击。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许多公民,羡于外侨权益条款的种种特权优惠,也纷纷谋取门道获得“国际”身份从而享受准“外国公民”待遇。帝国制订的“巴拉特”(barat)文件规定,任何外国领事出于某种考虑都有权把该文件批签给某一奥斯曼公民,有此文件护身,该公民便具有该领事所属国国民可以享受的一切协定权利。结果到帝国后期,外国在奥斯曼的领事私售文件或护照以自肥者众,仅年,帝国境内持有俄国巴拉特的希腊人就不少于18万。r到17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就逐渐处于衰败过程中。国家经济血脉被从内部掏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诱因。外侨权益制度则在其中居功至伟,它的滥用,一方面限制了进口关税率,使帝国政府不能关税保护的手段,有效扶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将帝国经济置于了外国商人、外国领事及他们在当地的被保护者的控制之下。外来者的巧取豪夺、内部腐败官员的积极策应、兼之不少本国公民的投身附靠,共同编织起一张强大的利益网络,使奥斯曼帝国到后来完全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本国无良官员和公民充当“内鬼”,所伤害的不简单只是帝国的经济信息安全,而是整个的国家经济安全,进而是保证国家生存底线的战略能力。除外侨权益制度外,奥斯曼帝国的另两项措施,在经济上也是致命的。一是允许欧洲人在帝国境内开设利凡特公司。这些由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办起的贸易公司,就地开发奥斯曼帝国资源,在帝国经商,与欧洲开展贸易,却不用向帝国纳税,且在违法时不受帝国法庭审判。结果,欧洲贸易公司控制了帝国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只留下些残羹冷炙给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犹太和希腊商人经营,欧洲国家的领事还把大批“巴拉特”颁发给帝国的地方商人,让他们也享有治外法权。二是在英国诱迫下于年签订英土商务条约,有效夭折了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工业化计划。条约签订后,英国表面上支持土耳其的工业发展,19世纪40年代初至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帝国一度建立起了一些工业,苏丹阿卜杜尔·马吉德曾梦想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建立“土耳其的曼彻斯特和利兹”。然而,“在这些企业中,几乎所有的机器、工头以及熟练工人都业自欧洲”,同时欧洲人没有意愿把本地人训练成技术工人,这些工厂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向欧洲贷款的牺牲品,大量的钱财与精力投入都化为了纸灰。奥斯曼帝国的经历,只是在经济上自废武功而导致国家消亡的一个例子,与之类似的是千年帝国拜占廷的命运,它所提供是发展主动权被他人控制的另外一种版本。这个版本与所谓“威尼斯阴谋”(VeneceGame)有关。事情发生在公元12世纪,起因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战争,当时塞尔柱突厥人所建立的穆斯林国家,已通过年的决定性战争,使原先在拜占廷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变成突厥民族的中心地。穆斯林的西进引来基督教世界的恐慌,欧洲人于是以多次“十字军东征”作为回应。为挽救垂危中的拜占廷帝国,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尼努斯(-)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反对诺曼人和对抗塞尔柱突厥人。与奥斯曼帝国拥有治外法权的欧洲商人一样,拥有商业特权的威尼斯人在拜占廷帝国免交一切捐税,而拜占廷本国的商人却深受各种苛捐杂税之苦,这使前者对后者享有绝对优势。商业上“先进”的威尼斯人逐渐控制了拜占廷的贸易,像吸血鬼一样一口一口把它吸成一具空壳,这使帝国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其财政来源更加捉襟见肘;同样严重的是,还形成了威尼斯人的富裕与拜占廷人的贫穷的强烈对比,帝国内部形成对威尼斯人商业特权的普遍不满。这种对立随年密列奥塞法隆战役的失败而被点燃,财政枯竭的拜占廷帝国已根本负担不起大规模对外战争,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愿望化为乌有,心怀诅丧的拜占廷人把怒火撒在了西来的十字军头上,在年的暴动中,以威尼斯人为代表的拉丁人被大量仇杀,其财产也被抢夺。这扭转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方向。本为抗击穆斯林世界而来的威尼斯、法兰克、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不再寻求解放耶路撒冷,而是掉转枪头对准了君士坦丁堡。年春,拜占廷的陆军和海军没有敌过威尼斯人的贪婪和狡诈,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十字军战士在“兄弟之邦”上演了一场长达三日的烧杀抢掠大戏。大戏落幕,帝国尽管后来得以恢复,但元气已伤,余下的时光只是苟延残喘。这场被称作为“商人的东侵”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没有消灭和抑制伊斯兰教的扩展,诡异的是,相反为穆斯林统治整个中东扫除了障碍。话说远点儿。英国成为最早的金融帝国和政客阴谋之源,据说同样与“威尼斯阴谋”有关。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离婚再娶遭到罗马教廷反对,前者以此为由干脆在英国建立以国王为主教的新教,这给了威尼斯商人前往英国的历史机会,在罗马教义制约下,大举放高利货是不被允许的。那些拥有大量金钱即货币资本的威尼斯商人,于是给英国带去了他们的金融资本,顺便捎来“威尼斯阴谋”。英国人首创的自由贸易信条,正是产生于金融资本和反基督教道德的那种不平等的基础上。丧失发展主动权即丧失国家战略能力,而战略能力的缺失,对国家来说是件要命的事。把国家比作一个木桶,决定一个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块。决定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同样是是国家战略能力中最弱的那些方面,不管国家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是否良好。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命运,也为发展主动权丧失给国家命运带来的影响,加进了新的案例。19世纪下半叶的沙俄帝国,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曾经较长时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在到年这段很长的时期内,俄国工业产量以给人深刻印象的5%年平均增长率发展着,而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增长率已接近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短短几年时间,沙俄的经济即告崩溃,帝国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其“强大”的工业生产,原来只是花拳锈脚,根本禁不起折腾。把发展主动权拱手交给别人的国家没有前途。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到其后期,经济命脉不是被他人所掌控,就是被他人所掏空,实际上已沦为他人的经济殖民地,帝国要外保安全、内施治理,都已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经济基础。深具黑色幽默的是,这两个帝国的沦落,有很大成分是自我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外力强迫,外侨权益制度、给威尼斯人的商业特权,一时看来都是大有好处的,但不幸的是,时间久了才发现乃是自挖陷阱和坟墓,帝国是为眼前利益而牺牲了长远未来。至于沙皇俄国,教训乃是两个:一是没有独立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沙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水平,相比当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要落后得多。二是这足够强大的生产能力,又应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当时沙俄处于世界前沿地位的那些产业,都操之于外来投资者,“年,90%的采矿业,将近%的石油开采业,40%的治金工业,50%的化学工业,28%的纺织业,都是外国拥有的”。上述两方面又依靠战略产业和自主创新能力,沙俄却毫无技术上的优势。沙俄在18世纪由于彼得大帝的强力推进,曾经有过第一次经济大跃进,但它所依靠的是强迫劳动,技术和运输设施都很缺乏,结果到18世纪后期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沙俄就被远远甩到一边了。19世纪下半叶受-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刺激,沙俄决心搞改革开放,内部解放农奴,对外引进欧洲资本和技术,这使沙俄在一段时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却并不受俄国自己所能控制,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为了维持沙皇统治,德国和法国的金钱正源源不断流入彼得堡,如果没有这股生命油水,沙皇统治早就该咽气了。今天俄国的沙皇主义已不再是俄国条件的产物,其根据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条件。”沙俄改革开放一度看起来很美、最终却流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在全国一体化的基础上充分开发它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19世纪以前,沙俄的贸易多与其东部地区和东边邻国展开,国家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开放,引进欧洲资本和技术,导致俄国经济对欧洲产生依附,其工业和经济被迫偏向西部和欧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的“主动”退出,一个基本成因就是在这种依附经济状态下,沙俄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潜力无法满足战争需要。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因。其实,国家的不幸有时候也是相似的。美国南北战争之际的南方政权,其战争失败经历就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的沙俄,南方政权后来无法再维持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发展主动权,工业生产能力不足,战争物资供给严重对外依赖。从战争取决于经济能力的角度说,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是注定的。北方有着强大的工业能力,在战争的头一年,与南方一样,都需要从欧洲购买包括武器在内的大批物资,但到了年,北方的工业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已经能够供给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原料,不再依赖欧洲了。南方呢?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依赖对欧洲的棉花贸易,没有形成独立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结果战争物资始终依赖欧洲,还要靠冲破北方海军的封锁来进口所需要的物资。年,北方38家最大的枪炮工厂可以日产支步枪,而南方工厂的最高产量只有区区支。南北战争的结局,是拥有发展主动权的一方,战胜了没有发展主动权的一方。

二、美国:开放,更独立自主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一书中说:古往今来,很多国家和民族在大浪淘沙中烟消云散,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能很好吸收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成果,“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也就是说,闭关锁国不能“保国保种”,只会“落后挨打”,而“睁眼看世界”,不断努力“师夷长技”,才能在有能力“制夷”的同时保障国运兴隆。国家需要在开放的体系中搞建设,否则没办法吸收利用更多先进的技术和文明成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自决于大潮之外无异于自取灭亡。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有人提出是几个“红利”的结果,所谓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是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吸收了外来的资金、技术与经验,促进了国内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中国经济弄成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对外开放功不可没。然而,世界上真完全靠对外开放“崛起”的国家却又稀罕之至,外力只是梯子,能不能登高望远,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内力和自身。开放不是没有限度的,不讲原则、尺度和方法的开放不仅不能发展壮大自己,反而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能危及身家性命。奥斯曼帝国、拜占廷帝国、沙皇俄国都曾对外开放过,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外开放不是盲目地跟着“世界潮流”跑,而是要在大潮中搏击成为弄潮儿,要在自身能够主导的范围内迎潮而上甚至引导潮流,这样的开放才有意义。让别人扶着跟上“世界潮流”,就会陷入对他人的依赖,被“世界潮流”所裹挟而晕头转向。相形之下,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在这方面头脑清醒得很。这些国家不相信有完全自由的经济竞争,也不相信有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其伊始建国,乃是脱离母国——英国的北美13块殖民地的政治结合,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美国开国元勋们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经济上也自立起来,彻底不受英国的左右。美国宪法之父詹姆逊·麦迪逊就宣称:“至少就属于我们的防卫和基本需要品一类的物品而言,我们自身的生存要求我们不应当使自己陷入不必要地依赖外来供应的状态……主张‘听之任之的政策’的人们忘记了那些理论都是闭门造车,而例外情况和限定条件却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教训。”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年提交给美国众议院的著名《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也指出工业基础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每一个着眼于那些重大目标的民族,均应努力拥有民族自给的一切基本要素。其中包括有关生活、居住、衣着和自卫的手段。”美国国父们为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可谓身体力行。年美国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会,乔治·华盛顿身着一套国产布料做成的衣服出现在开幕式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的全体同胞树立一个榜样,并表明要把这个国家的独立和繁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实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等的比较优势理论已流行于世。美国开国者们大多不相信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繁荣的鬼话,虽然美国也有着它的“比较优势”,那就是南部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种植园的其他农产品,是英国等海外市场所需要的。南部的种植园主们普遍赞成自由贸易,但麦迪逊、汉密尔顿站在国家和整体的角度,认识到有利于美国长远未来的,还是要发展起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那就不能不实施贸易保护,而其手段则是保护性关税。年美国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会,就决定征收足以促进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美国工业的进口关税。开国者们还处处大力提供使用“国货”,这次国会同时决定,用美国船只运送的进口物品,所缴纳的关税比用外国商船运送进口物品低10%。但所订的进口关税还是太低,不能充分保护美国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因此主张加强实行保护性关税,麦迪逊以此为基础,向年的美国国会提议,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美国工商业。提高关税的意见,一段时间遇到了挫折,“农业的和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结合起来,挫败了他(指汉密尔顿——本文作者注)的关税方案。”但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却无意间为美国形成有机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当时英国利用自己强大的海军优势强征美国海员并劫掠与法国通商的中立国船只,美国的反应是年12月22日颁布“禁运法”,禁止美国船只前往外国港口,杰弗逊政府的这一政策,后来导致的是年的美英战争。吊诡的是,不与海外通商和与英国的战争,摧毁了海外贸易,却对美国市场形成保护、使其免遭英国商品倾销的影响,同时,由于消费品短缺,刺激了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在战争结束,英国商品再次对美国市场造成压力后,在新兴的制造业院外集团的游说下,美国国会先后于、、、年颁布一系列关税率,将税率按价提高到2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5%。特别是年的税则,“给美国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和制铁业——提供了抵制外国竞争的有效保护。这正是美国工业从那时至今一直繁荣的直接原因。”实施关税保护、推行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为美国工商业摆脱英国控制、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而随着公路的修建、运河的开凿、汽船的发明,美国国内贸易迅速发展,各州之间建立起密切关系,最终超越了对外贸易。亨利·克莱所力主建立的“美洲体系”成为现实。这位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后来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政府任过国务卿的美国贤达,在年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份政治纲领,建议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它包括四个重点:廉价的土地、运输方面的“国内改革”,国家银行提供贷款,为制造品确立保护性关税,其主要使命是鼓励东北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以保护主义政策防范当时居于优势地位的欧洲(主是要英国)资本、商品和技术控制美国经济,美国是在自力更生中保障了自身经济独立,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拿捏住了尺度,它的开放是有原则和限定的。美国先贤深知保护性政策是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必行之道,但美国也成为“先进国家”后,就不一定还要这么做了。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后来也做过总统的格兰特,就曾这样说:“英国依靠贸易保护区达数世纪之久,把它推行到了极点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毫无疑问,英国今天之所以如此强大,应当归功于这一制度。两个世纪之后,因为保护贸易已无利可图,英国便开始发觉宜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先生们,由于我对本国的了解,我深信,不出年,美国从保护贸易中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的时候,自然也会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16]实际上,在格兰特说出这番话不久,美国以经济强国面貌登上世界舞台,就开始张开双臂热情拥抱自由贸易了。

三、日本:没有“市场”意识的国家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为维护自身发展主动权,无论在意识还是方法上,也给世人留下了经典范例。年,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江户湾停泊时,在幕府统治闭关锁国数百年的这个岛国,一下子如遭雷击,从上到下不知如何应对。史称“黑船来袭”的这次外部冲击,使沉睡中的日本人猛醒过来,于是便有年的“明治维新”。与同期的俄罗斯大举引进外来资本不同,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力量,是在外国投资极少的情况下完成的。年,赫伯特·斯宾塞给他的朋友、当时日本驻美国公使金子坚太郎提出忠吉:“日本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避免与美国人和欧洲人亲近……不应让其他种族的人获得更多的特权。很明显,你正在建议,通过修改与欧洲各国和美国订立的条约,让整个帝国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开放。我感到遗撼,这是一种致命的政策。如果你希望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就研究一下印度的历史吧。”日本后来还是没有选择与西方“亲近”,最终结果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早在年代初,日本就颇有远见地阻止外国资本在日本投资,已在日本开业的外资企业则由政府买回,其中就包括高岛煤矿(英国和荷兰的资本)、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和英、法两国的邮政机构。到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已基本不见外国资本的踪影。日本对外资的讳莫如深可谓一以贯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着手重建时,面对巨大的经济困难,日本国内曾在年代末围绕国外投资和年代后期围绕投资自由化,发生了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坚持对外资说“不”。吉田茂首相的顾问、“御三家”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则广巳,就力主日本最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复苏,大量外资的主导地位和过度外资化会导致本国丧失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在他看来,外资不是一个如何积累资本的技术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主权和劳动者权益的政治问题。他说:“没有经济独立,日本就不会有政治和外交独立。在我们考虑日本人民的幸福与和平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战后日本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知识分子和评论家普遍相信,维持最低限度的外资是保护民族利益的正确策略。年道奇计划实施、特别是在年代后日本经济进一步被纳入国际体系后,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不少日本人认为这是第二次“黑船”来袭,但最终日本还是化解了困局,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得当,一贯坚持战略产业先行,使日本在对外开放后有经济竞争力,同时,更加致力于在政府引导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条技术立国的路线,一时走得颇是艰难,但长远效果却好处多多。二是战后日本在解散财阀体制后,又形成了独特的关联公司结构,这使外资很难吞并和控制日本企业。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要有资本的,不愿意利用外资,那么,资本从哪里来呢?日本走的是一条对本民族进行的内向型积累的路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提取农业剩余。在改进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大了农业税负的收取力度,年至年间,土地税占日本政府全部税收的85%至93.2%,而且在年以前一直不少于50%。为“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日本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当时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年至年间,大约有36.8万农民由于无力缴纳税金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农民困苦到了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曾在中国热播的日本电视剧《阿信》,里面有阿信在少年时代曾到地主家打童工的剧情,所处时代大致是年日俄战争前后,大量日本农民穷到了不能维持一日三餐的地步。另一个是,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很低。在政府的支持下,“明治维新”后相当长时间内,日本工人都处在工作时间长、而酬劳很低的状况,这也为工业积累创造了条件。在筹划工业发展时,日本直接瞄准国际前沿,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变现、马上赚钱,而是能不能在技术和产品上与西方“文明”国家并驾齐驱,在外来压力面前保家卫国。具体来说主要是两点:一是日本所不惜血本重点发展的,是工业体系里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硬”的部分,也即所谓战略产业。“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在维新运动开展后,日本马上急切地直奔当时最能代表工业水平的钢铁和造船业,在买进外国舰艇的同时,设立官营造船所,今天日本的大型造船企业,如石川岛造船所、三菱长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从官营造船所演变而来。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官营造船还只能承担船舶修理业务,为推动造船业发展,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扶持,年制订了造船奖励法,修订航海奖励法,这些措施使日本造船业的技术水准快速提高。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造的客轮天洋丸和地洋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年,日本关税自主权回复,船舶输入税金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船舶自给化。自己造船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明显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反市场行为。到年,川崎造船所总利润万日元,如果扣除政府奖励金万日元,利润不到万日元;如果只计算民用船舶,利润万日元,但扣除政府奖励金万日元后,就剩下不到40万日元了,基本没有赢利,造船还不如买船。在致力于自己造船的同时,日本还采用类似于美国的措施,鼓励用日本的船舶搞海洋航运。当时无论远洋运输还是日本各港口间的转运,都由几家外国海运公司经营。年,明治政府免费或低价为国内航运公司提供大量船舶,并每年提供补助金,在政府的保护下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后来又以行政手段,成立了日本邮船会社。修订航海奖励法,如果航运业者使用外国船舶,补助金半减。这些办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讲效益的,但它成功培养起了日本独立的造船和航运能力。同期建立的八幡制铁所(新日铁的前身),同样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没有效益的,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八幡制铁所的利润率只有4.9%,而当时日本的国债利率为5.3%,没有政府的死力扶持,八幡制铁所是办不下去的,截止到年,日本政府给这家企业的补助金,累计达到5万日元。二是走的是技术技能蓄积,而非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路子。一般来说,从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有两种路子,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即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的组装开始,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人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上升,会压迫产业升级。但这种类型的发展,从以往情况看,很难逸出组装的范畴,通过此路径迈进为先进国家的,还没有出现。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先从来料加工做起,逐渐向高端技术和产业挺进。这两条路子,开始时都需要从海外引入技术和装备,但不同的是,前者始终无法摆脱外部技术和装备的依赖,而后者到可通过消化吸收,逐步过渡到立足于自身技术和装备迈向更高程度工业化。日本走的是后一条路子,不断提升国民素质,不断推进知识技术积累,先行发展战略产业。年“明治维新”刚刚展开之际,日本还是一个与中国清朝一般无异的落后国家,后经励精图志艰苦奋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业化上已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阵列。二战以日本战败而结束,在新的国际体系及“非战条款”等的制约下,日本不能再把主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与战争能力相关的工业技术,转而走向另一个战场——经济战场。为推动战后重建和参与国际竞争,日本再次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选择技术立国路线,直接瞄准产业前沿展开角逐。在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围绕是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曾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主张按照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轻纺工业,另一派认为必须把重工业,特别是汽车等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学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力产业。日本通产省于年确定了后一种方案,年的池田勇人内阁所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也是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时日本在经济技术上明显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技术和资金都十分不足,日本产品在国际上享有质量低劣的恶名,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还依赖进口,“技术立国”的路线实施后,较长时间都面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承受了相当大的国内国际压力。日本没有动摇既定的战略安排,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了质量和品质的代名词。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开国”和日本于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整一百年时间。一个世纪的历程里,日本在经济产业结构和指导思想上有不少变化,如年前自由放任主义曾烜赫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一段时间奉行管制经济,年代转向推动出口,步入高增长和自由化,然而,在扶持国家发展的体制和理论上,基本原则却长期保持了高度稳定,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不同的表现罢了。有两个基本原则最能体现国家发展的日本特性。一个是,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要满足国家战略需要,这种经济战略观主张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干预、主张优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主张生产优先于消费、主张形成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在非常时期,这有利于经济发展服从于战争需要;在战后重建时期,这有利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无论二战之前还是之后,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都以重化工业为主,在战前是集中于武器的生产、保障了日本的战争能力,在战后是集中于民用商品的生产、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个是,强调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为此致力于建立内生的创新研发体系,不断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并为防止过度竞争,通过组织卡特尔、统制会,或者通过政府规制与非市场治理结构相结合,扶持起大企业形成“寡占竞争”。在这两个基本原则指导下,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状态,与现今流行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南辕北辙,日本的企业管理活动是反利润原则的,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股东利益居首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日本资本主义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以企业内工会为标志的日本式管理,来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日本力推的竞争优势,也与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不上调。如果说现代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话,那么,从很多方面看,日本都是一个不讲“市场”的国家。很长时间内,左右日本经济产业政策制定的的经济学家们,也都并非亚当·斯密、马歇尔的信徒,有泽广巳、都留重人、中山伊知郎、下村治等人,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或者信奉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论,或者信奉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苏联的工业化、罗斯福的新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等不同国家在面临危机时的选择,都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战略即选择,选择有回报,但也是有代价的。排斥外资、技术立国、战略产业先行的选择,苦的是日本百姓。重化学工业要慢慢积累才会产生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需要国家大量补助,为此提取农业剩余、压迫工人工资,百年时间,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量的人成为天皇的弃民,不少日本人在此期间移民拉美甚至菲律宾。苦尽则甘来,在通过艰苦奋斗跃升为先达国家后,日本人的这段经历,早已成为过去。日本在一个世纪里有别于其他“失败”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总体来说是成功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相当长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拓展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生产,为日本积蓄了战争能力,改变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绝非偶然。而在二战结束以后,又使日本很快成为极具经济竞争力的先达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独立的经济发展中成为独特的成功的旗帜,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它无论在19世纪中叶门户开放以前或以后,都始终保持着不受外来经济影响或支配的自由。”二战以日本成为可耻的“战败国”而落幕,此与日本国家大战略的失误有关,而与发展战略无关。顺带说一下。治外法权是国家丧失发展主动权、其实也是丧失主权的一个标志。西方列强19世纪下半叶与日本接触之初,也曾逼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被剥夺了在它的港口中对外籍国民的法律管辖权和修改对外贸易关税的权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决心根除这种不平等,首先在国内制定并实行了各种现代法规,接着便通过外交努力,于年说服英国和美国在5年后终它们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到年,所有列强都放弃了它们在日本的特权,日本成为打破西方控制锁链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外侨权益制度”及其破坏性影响,没有在日本重演。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国家前途无限。美国、日本在向现代国家转变伊始,都曾面临发展主动权被剥夺的危险,美国在经济上有可能被母国英国所继续殖民,日本一度也受“不平等条约”困扰。这两个国家都是在独立自主的强烈国家意愿下,坚决有序地推进有关发展战略安排,从而有效规避了发展陷阱,重新把握和培育起了发展主动权,国家发展没有受到外来资本、技术的控制,国内市场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过往在在发展工业技术、培育发展主动权时,都非常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其二,是否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完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使国家在非常时候能够应付危机,在平时状态能够控制挑战。这种理念一直贯穿到了今天,日本人强调要有经济战略观,而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则是战略经济学兴起。这两国后来都成为开放的经济体,都在国际竞争中树立了优势地位,它们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经历,则说明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并不矛盾,在国家形成强大的工业生产和技术体系后,对外开放有助于巩固和加强既有优势,使强者愈强、主动者更主动。闭关自守式的独立自主、关起门来搞一套,是不可取的,即使在致力于内生发展时,也要着眼世界大潮,以主动姿态作出回应,但对外开放要服从于独立自主,损害了独立自主的开放不如不开放。

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在美国19世纪奔向经济强国、日本推进“明治维新”向现代化迈进时,年迈的老大帝国——中国清朝政府,也在内忧外患中搞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也叫自强运动,这场变革的动机与“明治维新”后日本致力于发展现代工商业一般无二,都是对西方军事压力的一种反应,开始时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所以首先搞起来的是兵工厂、造船厂。安庆军械所是第一个建起来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福州船政局一度设备齐全,建造过排水量两千余吨的军舰。洋务运动所热热闹闹搞起来的现代工商业,一度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饱受耻辱的大清王朝,又重现了帝国生机,这也就是所谓“同治中兴”。国家的财富在那段时间看起来增长很快,到年代中期,清朝国内生产总值(GNP)占全世界的比例,甚至达到17%,远远高于今天中国GDP占全球问题的比重9%。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当时中国远在日本五六倍以上,然而,年的甲午战争,却被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洋务运动为什么像一个被吹大的肥皂泡,瞬间便被戳成点点碎沫?来看当年日本攻占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前夕,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伊东佑亨致大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此一批评可谓不留情面而又直指核心,伊东佑亨的意思,是大清帝国仍沉湎于帝制、不思全面变革,而曾受黑船之辱的日本,在年明治维新后,则“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伊东佑亨)。甲午战争的胜负,也是对日本“明治维新”与晚清洋务运动的效果的检验,伊东佑亨的封劝降书,更深刻道出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同时展开的变革自强运动,实际上乃是表面相似、内里相差很远。日本围绕建设现代工商业,各方面齐头并进,全面变革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国家意识形态也彻底转向,新兴工商体制与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新兴工商体制不再是“主仆关系”,比如原先备受尊重的武士阶层,就在维新运动中沦落为了社会边缘的“浪人”,而传统上向被鄙视的商人阶层,则作为社会主导阶层受到尊崇。郭嵩焘观察到,在英国的日人,大都学习律法、经制,学兵者甚少。相反大清王朝“文艺”依旧,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都没有改变,洋务运动乃是以军事工业为主的现代工商业的单骑突进,工商阶层仍受压制,与既有体制是“主仆”附庸关系,各地所兴办起来的“军工企业”,“所造为无用之器,只便各督抚之私”。相匹配的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没有出现,洋务运动这件套在旧躯壳上的新衣裳,也就只能暂时遮遮羞,而一旦真有人过来拉扯,其底裤也就露出来了。与同期日本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又致力于构建自身的生产技术不同,洋务运动所奉行的,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到其后期提出“求富”的目标后,更看重短期经济效益。美国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指出:“在中国,柯尔伯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不可能执行的,因为商业因素和工业因素主要来自外国并且大部分都不能为清朝所控制。”晚清的军事工业因此不过是花拳绣脚,离开了外国的装备和技术,便什么也搞不出来,当时各处造船造炮工厂,“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购自外洋,既不经济,复不可恃。开平煤矿解决了燃料问题,钢铁木材仍须进口,平时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战时势必有断绝之虞。”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无论所使用的战舰,还是战舰上的炮弹,都是靠国外采购得来,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弹药通通无法自给,支撑战争的能力自然也就出了问题,当时晚清政权面对日本的处境,恰如年代美国南方政府面对北方政府的处境一辙。洋务运动展开之前,两次鸦片战争强加在清朝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使列强在中国获得了种种特权,如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清帝国的发展主动权已几遭损坏。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本想通过洋务运动打一场翻身仗,把失去的发展主动权再争回来,但与同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纠偏、逐渐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洋务运动没能赶走列强套在清朝头上的紧箍咒。如在航运权上,五口通商之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确认的特权,在中国沿海、沿江建立大量轮船公司,如英国有怡和洋行、省港澳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北清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美国有旗昌洋行、上海轮船公司,这些外国公司主宰了中国的内外航运,后来李鸿章通过官督商办方式扶持成立轮船局,但却无法与外国公司相敌。与同期美国、日本高度重视航运自由权、并设法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相比较,大清王朝在此方面则是丢城失地、直至年帝国倾覆,也没能挣回来,而英美轮船公司在中国海洋内河忙碌的身影,则庶已近于利凡特公司在奥斯曼帝国的表现。一场洋务,一场梦。李鸿章、左宗棠等能臣干将,当年已经知道洋枪洋炮的厉害,但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对帝国的重要性,在思想见识上,他们不仅比不上同期日本的维新名臣,就是18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那此开国者们也明显不如。而在洋务运动展开后,清朝上层却又相互挚肘,不能形成统一意志,政治腐败所带来的巨大内耗,则使任何高明的战略安排,也注定要在实践中沦为镜花水月。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之后对日赔款、国家财政更加亏空,而又经义和团运动、列强对中国的再次蹂躏,晚清的发展主动权丧失殆尽,帝国在不长时间内旋告崩溃,当在情理之中。曲指算算,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有过四次现代化经历,可谓“一波四折”(温铁军语)。第一次即清朝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除此之外,还有民国的20-30年代的“黄金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民国时期的第二次现代化,基本的格局与第一次没有多少不同。当时也有闻人达士做过宏大规划,如-年间任实业部长的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执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在比较各国经济体制后,提出要以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应该说他们是有方向感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已经进入钢铁时代,战争形态则是机械化,大凡先进的国家无不着力于重化工业发展。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行,相反贯彻的是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以轻工业优先的思路,建立起来的是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对这种选择,陈公博的解释是:中国在重工业上缺乏熟练劳动力;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陈、宋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世界潮流”。发展轻工业有利于参与“国际分工协力”(宋子文语),符合比较优势理论,而所依靠的是民间力量,政府不用那么劳神费力。这一套措施做起来,“看起来很美”,民国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惊人,工业增长率在-20年间高达13.4%,-22年短暂萧条,-36年为8.7%,-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年,平均增长率为5.6%。当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同一时期,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的日本,经济效益就难看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年战争期间上升到13.4%,到20年代又退回到3.8%,-年受战争刺激,工业增长率又上达11.1%。与洋务运动时期一样,民国经济也没摆脱国外资本的控制,大凡与重化工业沾点边的产业,都在外资的指掌之中,“年,外国人已经控制了99%的用现代方法生产的铁矿砂和生铁;76%的煤,93%的铁路,83%的经海关出港的轮船吨位和73%的扬子江的轮船吨位”,而且,这些工业基本都是满足列强而非中国的经济需要。这种情况在抗日战争前夕都没有改变。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民国“黄金十年”,所走的都是技术技能节约的路子,面上的东西看着不错,但实际上技术没有积累,没有发展起独立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没有形成战略产业。由于该“硬”的部分不“硬”,所有荣华都飘飘荡荡,一遇烟薰火烤就灰飞烟灭。抗日战争期间当日本铁蹄蹂躏中国国士时,高速增长的民国GDP却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已可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式。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却还是节节败退,到领土丢失、人民涂炭了,才知道真正痛的是在哪里。战争打的是经济和后勤,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的战争能力显著依赖于工业实力,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又尤其依赖于重工业实力。民国所谓的工业增长不过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挣来的钱用于吃喝玩乐,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没有丝毫提高。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路程,再次被日本所截断。没有发展主动权所牺牲的不简单是发展,从晚清和民国两次现代化的失败经历看,发展主动权还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能力,所损坏的更是国家安全。在非常情况,特别是战争来临时,有还是没有发展主动权,国家的命运会大为不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当年知道怎么让中国人民站得更稳健更踏实,那就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这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经历,充分吸取了前两次工业化不能保家卫国、终告失败的教训,走的是内向积累型发展基础的路子,而且是以重工业为先。比民国时期更尤不足的是,这个新生政权一穷二白,财政盈余几乎为零,按道理应该奔向“比较优势”搞轻工业。但毛那一代领导人知道国家生死存亡靠的是什么,而又需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中国不可能像已经发达起来的西方国家那样到处抢夺来积累工业资本,那就只好如19世纪后期的日本,一靠提取农业剩余,二靠压低工人工资,以内部剥夺的方式筹集资本。亿万中国农民和工厂,在上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那段时间内,都是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令人敬佩的是,那时候中国人的怨言,远不如今日普遍。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也大量引进了苏联的技术装备,到60、70年代又从西方国家引进不少基础工业项目。引进不是为了组装成某件东西就了事,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讲的多的是“自力更生”,别的人东西引进来后,马上着手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有人概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能力迅速提高,也就是说,是技术技能蓄积型的。短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的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落后多少。飞机方面,仿制苏联米格21,造出了改进版的歼—7、歼—8系列,还大量出口;仿制波音—,造出了大型客机运—10,它的上马只能欧洲的空中客车晚两年,到年样机已成功六次飞到拉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60年代生产并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氢弹,70年代初独立发射了自己的卫星,中国人现在引以为荣的航天工业体系,就是那时候铺下摊子的。大国是要有力量的,没有力量的大国不仅负担不起国际责任,迟早自身还会崩溃解体。凡是在残酷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国,都会知道大国的力量维系于何处,也会知道什么样的大国才值得尊重。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贫穷依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比较困难,但没有国家敢轻易招惹中国,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是有底气的。有自己真家伙的国家,没有人敢轻视,相反,超级大国美国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曾经极为反共的尼克松,在年以总统身份访华,与毛泽东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尼克松向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是对中国国家战略能力的肯定和尊敬。

五、改革开放、“外资”与在华“华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开始走上内部改革、对外开放之路,此乃百余年来中国的第四次现代化历程。前两次现代化是以欧(欧洲为师,第三次现代化是以俄(苏联)为师,这一次,则又回到以西方为师。三十余年前中国一改前三十年所强调的“自力更生”,转而大张旗鼓拥抱西方,有其必然性。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国家战略能力显著增强了,但总体来说国家还十分贫困,非军工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比较落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人的劳动积极性也逐渐走向低沉。同时,在、年代的高出生率影响下,进入年代以后,大量年轻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岗位(所以才有上山下乡,曲线解决就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穷则思变,另找一条出路是必要的。年代后期,中共党内高层对改变国家内外政策,实际上已逐渐形成共识。于光远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在年12月18日中共三中全会前,还曾于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间,举行过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为期20天、高层领导皆曾参加的高级别会议会议上,当时的最高领导者华国锋,就曾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华国锋还指出国际条件已经变得有利,认为要多吸收多来资金和技术,要重视市场竞争。改革开放思想和方针的最终确定,是在三中全会,但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已经给三中全会定了调。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当时主导中国政权的领导人都已经认识到,同样的东西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间,就有可能由真理变为谬误,再丝毫不变地沿着过去的路子抹眼走到黑,那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在年代末经济战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创造了条件。冷战在那时已接近尾声,两个阵营的对抗,已远不如之前那样激烈,相反,全球经济已不知不觉打破东西方的壁垒,日益接近融合,近世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那时起如火如荼跨洋过海到处寻找它的栖息地。全球化为中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资源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可能,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者看到了这个时势,他们在中国推动经济自由时所达到的深度,可能超过今天中国人的想像。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名声不那么好的“新自由主义”一词,在西方人眼里其实一开始用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年底中国所做的改革开放决议,是世界上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先驱。中国的转变震动了整个世界,随后年5月上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采用工会力量、摆脱长期滞胀局面的新政,年就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采用规制缓和以及金融自由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政策。不能说撒切尔和里根是受邓小平的启发,但“这些事实显示,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认识到,全球化经济已经进入了个崭新的阶段,本国如果不进行积极的变革就要落后”。什么样的时势,用什么样的战略。把中国的第四次现代化经历与日本的发展历程相比较,可以认为日本侧重于限制市场和保护社会,而中国侧重释放市场力量,从经济全球化的时空条件来看,日本模式诞生于—年那一波全球化浪潮的逆转阶段,而中国模式则生成于年代新一波全球化浪漫的迅速展开阶段。美国学者高柏指出,在日本与韩国经济起飞和实现高速增长的年代,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同时外资与外贸是互相替代的,有了外资就没有贸易,因为一旦外资进来,就地生产,就地贩卖,也就没有进行贸易的必要了。而在中国也步日本、韩国后尘走上高速增长之路时,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只凭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这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不可能的。同时,外资与外贸的关系也变为互相促进,因为当外资进来后,只要求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某些部件或进行组装,剩下的零部件跨国公司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样外资就促进了国际贸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是显然的,这些年来国际国内各种场合已说得太多,在此不用再多说。中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非以往一些国家那样有增长而无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都有发展。然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情形,却又让人联想起晚期奥斯曼帝国、拜占廷帝国和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期。比如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过去若干年中,中国出于与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往来较少的实际,主动调整政策,给外国来华投资做事给予了很多优惠,外资企业的名义税负为15%,实际税负水平为11%,而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相差极大。这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发展初期资金不足的困难,吸引大量外资来华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所带来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一些外国公司和公民不由自主把中国政府的政策优惠当成了某种“治外法权”,不大把中国法律放在心上,而且不遗余力在中国搭建“人脉资源”,利用中国“人脉”拉扰利诱中国政府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来为其谋利。像辉瑞、葛兰素史克等大型跨国药企,都曾发生行贿中国官员、医生的行为,这不仅使外来药企获得高额利润,还对中国本土药业公司发展造成打压。这种优越感又使一些中国公司和中国公民也想方设法要弄个外国身份,再以外国身份在中国经营业务或为外国公司出谋划策,“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前些年便有不少优质民营企业选择在海外注册但其业务实在中国,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品牌,深究起来却发现竟然是“外国公司”的产品,饮料行业的娃哈哈和汇源集团、食品行业的雨润集团等无不如此。维尔京群岛到本世纪初已列在香港之后,成为中国内陆第二大外来资本来源地,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外来资本”,都是中国企业在维尔京注册而在中国经营的产物。优质民营非得要个外国身份,这就有点像奥斯曼帝国的“巴拉特”制度在当代中国重演了。不仅如此,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晚期以及晚清、民国时期所出现的买办阶层,一批“黄皮白心”的新“华人”群体也出现了。9年曾发生澳大利亚力拓矿业公司员工涉嫌在中国窃取商业机密案件,本案的一个耐人寻味之处,乃是涉案者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胡士泰的“国际”身份。这位出生在中国、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原中国公民,在加入澳国国籍后已变成“外国公民”。实为中国人的“外国公民”涉嫌替他国公司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这种现象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可以想像。而像胡士泰这样有个“外国公民”身份在中国左右逢源的,扫目望去不乏其人,有不少还经常出没于中国重要媒体或高端经济论坛,他们所言所行到底代表哪方利益并不难推测。有意味的是,奥斯曼帝国和今天中国在对外开放时所出现的这种现象,曾经在美国开国之初,为美国开国元勋们所高度警惕。麦迪逊在年曾在美国国会提出立法建议,对与英国的商品买卖设置歧视性关税,但此建议却由于北部城市的商业和与商业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在参议院被否决,这在麦迪逊看来,乃是阴险的代表“英国人利益”的势力在致力于挫败共和主义的独立愿景。他说:“从所周知,从事美国商业贸易的商人集团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要么听命于英国人、要么用英国人的资本进行了贸易或者享受着售卖英国货而赚取的利润的人构成的,在这里,有关商业的观点可能并非是美国人的观点,不仅如此,它可能正是那个至少是在当下我们不应当征询其意见的那个国家的观点。”华盛顿在年的告别演说中也告诫美国人,在对一个国家充满热情的偏好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邪恶”中,最首要的是“当我们所偏好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而把人民的利益拱手出让”,而“那些抵制该国诡计的爱国人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和憎恶的对象”。华盛顿本人就曾被杰弗逊及其追随者指挥为“爱国贼”,说他是“一个国家(法国)的敌人,并听命于另一个国家(英国)”这些带有“阴谋论”的说法,在当下的中国不时可以听到,不论麦迪逊、华盛顿之说是否真实,美国的经济独立和全面走向强大,又的确是在这种疑神疑鬼中不断成长的,用中国的话说,这似乎可称作为“生于忧患”。有这样的忧患比没有为好。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外国公司进中国、或者中国公司进入外国,与他国企业合作甚至吞并他国企业,或者雇用非本国人来为某国公司服务,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来都稀松平常。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家利益已经无足轻重,也不等于说这样的合作、合并或雇用没有其法律、道德界限。一旦形成当代版的“外侨权益制度”并造成本国公民纷纷为外来者提供“方便”的局面,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就有可能被瓦解,国家的崛起、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交了不少“学费”,而在近年来已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前商务部官员郭京毅被外商收买而起草有利于外商的法规,此案在8年曝光就是说明。然而,这一案件又不过是冰山一角,或有意或无意“出让”中国重要经济信息而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事情,几乎每天仍在发生:政府或重要商业机构的核心数据系统竟然是交给外国大公司来做;国家组织的职称考试把美国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说明书作为考试内容;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经济数据的当天,有些境外报纸竟然就已经提前准确刊出了即将公布的那些数据,等等不胜枚举。

六:“中国创造”还有长路要走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最大痼疾,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之前对外部世界充满怀疑,到之后天真地认为外部世界送来的都会是鲜花。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把“开放”本身当成目的,以至于“开放”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有没有危害,已不在考虑之列,只要是对“开放”的质疑,都会被贴上标签,被本质化为“落后”、“保守”。“开放”只是手段,要服务于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只要是冲击国家经济独立和社会秩序的开放,都是虚假的开放、走形的开放。开放是有利的,但也不会“只赢不亏”、有万利而无一害。不能因为开放可能带来害处而就不去开放,但也不能因为开放有益,而就不去防范和制止开放带来的弊端和损害。从有害的一面说,无原则、无限度地对外资、外来技术开放市场,所摧毁的会是自身的市场完整性和发展主动权,进而不仅会使国家丧失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会危及国家安全。近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美国政府全球监视项目所引发的“棱镜门”事件,正在把对外经济技术引进中的负面效应展露无遗。据斯诺登爆料,美国对华实施信息、网络攻击和监控已有多年,不少美国大型信息技术公司都与美国政府、安全部门以及军队合作无间。中国呢,这些年来任由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等美国公司长驱直入,这“八大金刚”的产品都被用在了中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中国的信息安全在以思科为代表的美国“八大金刚”面前形同虚设。据调查,从手机到服务器,从办公软件到操作系统,从搜索引擎到无线通信技术,美国“八大金刚”几乎渗透到了中国网络的每一个环节;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每一个部门几乎都有美国科技巨头的影子;在绝大多数核心领域,这八家企业都占据了庞大的市场份额。[17]仅以世界云计算市场上最大的IT产品提供商思科公司为例,在金融行业,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思科占有金融行业70%以上的份额;在海关、公安、武警、工商、教育等政府机构,思科的份额超过了50%;在铁路系统,思科的份额约占60%;在民航,空中管制的骨干网络全部为思科设备;在机场、码头和港口,思科占有超过60%以上的份额;在石油、制造、轻工和烟草等行业,思科的份额超过60%,甚至很多企业和机构只采用思科设备;在电视台及传媒行业,思科的份额更是达到了80%以上……[18]。在信息网络时代,当你使用了别人提供的技术产品,而别人又拒绝向你提供产品的核心代码、维修技术时,你就等于向别人敞开了自家的保险柜,通通透透无密能保。更为荒唐的是,近年来由国家和军队组织的职称考试,计算机部分竟然直接采用美国微软公司的软件说明书作为考试内容,这一方面是在以政府行为“帮助”微软强化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无异引狼入室,让国家信息安全更加脆弱。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用电脑软件就可以作战的世界。伊朗的核能部门发现,该国的核研究项目年以来受到一种名为“震网”的电脑病毒破坏,在年2月的攻击中,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基地至少有1/5的离心机因感染该病毒而被迫关闭,病毒令伊朗核计划拖后了两年。维基百科的资料披露,“震网”病毒起源于6年前后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启动的“奥运会计划”,8年,奥巴马上任后下令加速该计划,年,因美方操作失误,原本用于攻击伊朗核设施的“震网”病毒,扩散到互联网上。这种病毒代码非常精密,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使伊朗的离心机运行失控,二是掩盖发生故障的情况,“谎报军情”,以“正常运转”记录回传给管理部门,造成决策的误判。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又为何能成功呢?是利用了伊朗使用的Windows系统和西门子SIMATICWinCC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多个漏洞都可被病毒所利用。同样在信息和网络安全领域,其他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呢?5年,中国联想集团在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时,由于美国相关部门“担心交易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交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调查,而在联想做出重大让步完成交易后,美国国务院6年5月则答复美国国会,不会在机密领域使用联想电脑。年10月,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中国电讯设备硬件供应商华为、中兴公司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年3月,美国国会还把一项对美国政府采购行为是否存在网络间谍活动进行评估的新程度塞进了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拨款法中,这部法律禁止美国航天局、司法部和商务部购买信息技术设备,除非联邦执法官员予以批准。其中一个条款规定,政府部门在考虑购买信息技术系统的时候,需要与执法机构磋商,对“发生网络间谍活动或遭到破坏”的风险进行正式评估,评估内容必须包括任何与将由中国“拥有、指使或资助的一个或多个实体所生产、制造或组装的此类系统相关的风险。不仅如此,美国还敦促日本电信运营商软银公司和美国电信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答应不使用中国生产的设备,以此作为两家公司合并的条件。开放要有原则和限度。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使用外国资本、商品、技术时的做法,不像中国那样“浪漫”。5年还曾发生中海油公司在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为美国国会的干预而失败。7年7月26日,时任美国布什正式签署了“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INSA),扩大了政府对打算在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和技术领域投资的外国公司的审查和管理权限,并极大提高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权力和地位。美国商会在国会众议院提出该法案时,积极表示支持,认为该法案找到了“保持美国安全和保持经济向世界开放”的平衡点。[20]。既欢迎外来投资,但又要确保外来投资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众议院在通过该法案时,赞成与反对比率是,无人反对,美国精英阶层在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与时下中国人在对待类似问题时的含糊不清或众说纷芸,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疑神疑鬼”的举措,在提醒那些国家经济关系的浪漫主义者要去读一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近百年前的一次演讲,他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类似的情况不只美国有,又以澳大利亚为例,7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就遇到了该国法律的阻截。该国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告诉中国企业家,新项目的海外投资者应将持股限制在50%以下,而在入股已开展项目的资源型企业时,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应超过15%。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还于9年9月否决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莱纳斯矿业公司50.6%股份的申请。中国是在资本短缺、还没有完全形成足够强大的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情况下,突然抛进经济全球化大潮的。相比之下,日本上世纪50年代转向出口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外来投资时,工业和技术能力都已十分先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次全面拥抱西方,逐渐形成的一种心态,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对西方制度和技术极其迷信,能引进的就引进,不再立足于自我发展,从而放弃了自己长期坚持的一些东西,结果使一些本有进展的技术停滞不前甚至消亡,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中国当前在信息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尴尬局面,就是与信息网络相关的技术能力发展不足的结果,或者即使有了相关的技术能力,采购部门还是想当然地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宁要“可靠”的国外产品也不要中国的。他们以为买来的是“香饽饽”,没想到却招来“特洛伊木马”。国家兴不兴,要看产业行不行。笔者近年来一直观察两个战略性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一个是通信业,一个是装备制造业。可喜的是,在这两个产业中,近年来一批有技术含量的中国企业已在国际上兴起。通信业方面,华为、中兴已成为世界上都能叫得响的公司。装备制造业方面,徐州工程机械公司、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都已异军突起,面对世界强手毫不生怯。但这只是很小的局部,在大多数产业领域,尽管生产能力巨大,但掌握核心技术的了了无几,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也很薄弱。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设想了一旦发生战争情况,国外对华实施技术和重要设备封锁,将可能发生的后果,有:所有民航飞机将在三年内停飞,因为没有维护配件,全国只有一款国产运七改型飞机在进行商业运行,但发动机与航电是进口的;所有高速铁路将在三年内停运,因为没有配件保障安全,高速铁路列车的常用配件铁轮子、电控系统软件硬件全部需购买;所有轿车全部停产,因为轿车发动机的电控系统、电控喷嘴、活塞环、ABS、安全气囊、自动变速箱及变速箱、小到高档汽车钢板、螺丝中国完全不能生产;所有彩电业全军覆没,因为这些彩电中没有一颗“中国芯”,液晶面板98%是进口的;手机业全军覆没,因为中国产手机所用芯片全靠进口;高楼也建不成了,因为没有电梯,中国电梯业全被外资控制;中国造船业全面崩溃,一艘船60%的东西要进口;将造不出一台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手机、复印机、打印机、因为洗衣机、电冰箱上的集成电路、芯片,中国完全不能生产;工程机械行业全面崩溃、中国绝大部分工程机械企业关键零部件生产依然受制于人;风电将全面崩溃,目前关键的零部件如轴承、液压件、电控等部分依赖进口......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沙皇俄国崩溃的前夕,外资的突然撤离,就曾让这个欧洲“强国”一下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生产不了。来看几个有点老的数据:一个是,中国知识产权局5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有0多家,即总数的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而且,在4年,中国涉及创新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三分之二是由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完成的。另一个是,到5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类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仅有4个品牌入围强,而且品牌价值也很低,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还有,中国是出口大国,出口带动了经济发展,可是出口总额中,一半以上来自跨国企业,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更有四分之三以上来自跨国公司。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也非常差强人意。在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至今有71%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我国汽车企业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只占销售额的1%,甚至更少,而国外汽车企业一般占到3%~5%。中国汽车年产销量年已突破万辆,连续四年全球第一,汽车工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但真正属于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却十分稀少。大众、丰田、别克及其他外国品牌主宰了中型车和SUV市场,比亚迪、吉利、奇瑞等国内汽车制造商主要生产售价美元左右的微型汽车。中国出口的产品中,“中国份额”所占的比例远小于发达国家。根据贸易统计资料,中国为苹果公司组装的ipod每出口一件到美国,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增加美元,而实际上,中国组装厂获得的增加值(“中国份额”)仅有4美元,其余美元则归以美国为主的科研和试验设计部门以及工艺设计、营销和复杂零部件生产部门所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将近一半的贸易是加工贸易,年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逆差.1亿美元,加工贸易则出现顺差.6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包括欧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获得。在产业链条中,中国加工企业只获得少数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环节的大量利润被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获得。例如,一台在美售价约1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中国加工企业仅获取35美元加工费。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也很脆弱,大部分都是外国技术下的蛋。手上有一份6年的报告,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已由年的亿美元,跃至5年的亿,增速惊人。但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三资企业出口占88%,是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才造成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大量出口。在高技术产业迅猛增长的同时,整个产业的销售利润却逐年下降,已从0年的67.1%下降到5年的42.2%。同时,产业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已赶不上工业投资的增长,显示出投资者对产业投资的信心不足。[25]中国8年出口了价值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但除去台湾生产商和诺基亚、三星及惠普等公司在大陆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外,中国的电子产品就十分微不足道了。又过去了六七年时间,上述情况有没有根本改变呢?基本格局没变。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批评说,这些年来,中国在重大装备开发上虽有进步,但大部分加工和仿制,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心搞创新,集体患上“仿制病”,缺乏自主创新的自信心,盲目相信国外技术。“永远买国外技术,就等于永远落后于外国”,这位院士忧心忡忡。没有核心技术,所谓中国品牌很多时候也名不符实。今天不少中国品牌的产品,在核心技术和部件上却是用外国的,比如长虹等电视机生产商,以前用的彩电显像管、现在的液晶显示屏,最主要的装配部件和技术,是外国的。还有联想电脑,搭载英特尔芯片的联想在中国个人电脑市场占有近40%的市场份额,年,联想搭载的芯片占英特尔收入的11%,实际上在给英特尔打工,赚的是点小钱。一句话,中国的发展,还并没有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制造”与“创造”,一字之差,却决定了经济发展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具备还是不具备战略能力。当年日本的经济起飞时,GDP增长是建立在自身的科研和生产能力,其贸易顺差基本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能力。今天中国的发展很大部分依赖外来资本与技术,在有竞争力的产业领域中国没有强大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其贸易顺差其实很大部分只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贸易在中国的短暂停留,并不反映中国自身的生产能力、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这种发展很容易被中断。关键性的技术和能力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平时其影响不会表现出来,但一到关键性时刻就会立刻显露。比如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TCP/TP协议基本控制在美国手中,政府乃到军队部门所使用的软件,也大都来自海外,尤其是对微软办公系统形成依赖,万一发生战争,中国政府和军队的信息命门,就可能全部被强大对手所掐断,中国军队就将成为一支聋子部队、瞎子部队。这似乎不是危言耸听!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就是将国家发展潜力和安全拱手让人。对外开展经济和技术交流合作是必要的,但不当的交流引进却可能使自己成为别人的技术奴隶。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依赖外来技术会更容易沦为技术奴隶,处境也就会更加危险。原因在于,以往的机械化时代,人类技术还不能发掘出一个透明的世界,无论怎样从外部技术引进,国家还有有密可保的。而到如今,不当的技术和设备引进,无异于自费请刺客,让别人在自己的家里面不费力地建立情报站,居高临下通览家里发生的一切。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与过去世代不一样的地方。

七、破除GDP和私有化崇拜

在较大范围内,年以来的中国,重新走回了技术技能节约发展的路子,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场”,但只不这是提高了组装能力,自我的技术积累却差强人意,工业和技术体系里最坚硬的那部分,相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削弱。中国如今一身肥肉,看起来身高体壮,但肌肉和骨骼却很缺乏。之所以还没有步入奥斯曼帝国、晚清的后尘,经济、财政上还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出口替代,国家经济主管部门还有宏观计划,实施一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也给予引导;在金融上也还没有完全对外放开,实施人民币汇率管制;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加强了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所以,在部分产业陷入外资控制的同时,另有一些产业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较大发展。有原则和限度的开放才会促进国家发展和长远利益。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自主创新”口号,并进入国家“十一五”规划;6年国务院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6━年)》,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争取降低对外技术依存度;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税法,实行内外税合一,对内外资一视同仁;以及为防止垄断,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优势对中国某些产业形成垄断,出台了《反垄断法》,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实行审查。一些产业计划也郑重推出,比如“龙芯”计划,致力于研制和规模化生产自己的CPU;比如大飞机计划,又重新提了出来,预计几年后中国新造的大飞机会展翅蓝天;比如高铁项目,也走回了引进、消化、吸收、提高的路子。在反垄断上,也有了一些行动,9年汇源公司想把企业的饮料生产部分卖给外国公司,就在商务部审查时没有通过。如果这些法律、措施、规划能够贯彻并坚持下去,中国的身子骨会一天天硬朗起来。然而,不可低估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偏差。5年至6年度间,由“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问题引发,发生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这是继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对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普通网民对国有资产被官商勾结而贱卖的现象深为不满,但“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分配不公等问题,是改革还不深入、市场机会还不健全所致。“主流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意见,是要彻底实行私有化政策,将国有资产能卖掉的都卖掉。第三次改革争论最后被简化为了继续改革与反对继续改革的对立。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中国今天在改革中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在于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技术交流即对外开放方面,需要反思和矫正两个倾向:一是GDP崇拜。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就是一谈中国的变化,很多人都对GDP增长非常在意,以为那就表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于是一切围着GDP转,其他一切不管。而为了促进GDP增长,则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以吸引外来投资,提高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水平。现在内外税合一了,但各地对外资的偏爱心理仍有很大的惯性,或明或暗还给予外资以很多优惠。由政府部门组织的“招商选资”团(过去叫“招商引资”),远赴中国香港、台湾以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至今屡见不鲜。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前期,外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外资进来不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而是有它自身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一部分与中国的利益相重合,另也有相当部分与中国的利益要求不重合甚至对立。资本都有垄断的倾向,外资进来,同样希望形成产业垄断,包括生产、运输、贮存等产业链等。外资在中国的状态,可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期,是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阶段,中国国有资产与自身工业能力那时还有很大能量,外资尚没有造成很大冲击;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外资在中国进入了追求垄断、也有某些方面实现了垄断的阶段。以微软在中国的销售为例。微软的办公软件进入中国,一开始其操作系统DOS2.0软件可以免费使用,而且不怎么反对对其软件的盗版。盗版一时冲击了微软正版软件的销售,但也有效打击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培养了中国人用微软办公软件的习惯,不知不觉“帮助”微软对中国办公软件市场的垄断。等微软垄断市场后,转而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打击盗版,另一方面标出高价格不肯降价。中国政府部门的一些作为,如以微软办公软件说明书作为职称考试内容,则是令人匪夷所思之至,它的广告效果,比一般电视广告强了千万倍。近十来年,中国内部对GDP崇拜的反思逐渐增多,中央政府在口号上,逐渐不再多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GDP的概念也所淡化。这是好事情,古今中外,GDP很高但国家却柔弱不堪甚至衰亡崩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GDP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代表国家的生产能力。现今中国较高的GDP增长水平,如上文所说极大部分是由外资在中国的活动造成,其实不过是外国物品转移到了中国生产而已,不仅没有替中国增强体质,反而使中国背上“经济威胁论”的骂名。在中国目前高度自由、地方政府有强烈发展冲动的市场环境下,“第三次改革论争”中推动私有化的意见,如果成为国家政策,它与GDP崇拜相结合,所可能形成的局面,是外资会更深入渗透到中国各种产业之中,形成对中国经济的更强控制。私有化本身无善无恶。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是私有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但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经济结构、经济环境的差别,却会使同样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美国早已是超强的经济体,法治也比较健全、对外资的审查也趋向严格,不会形成外资控制美国产业的情况。日本则是关联公司结构,德国与之类似,国内企业之间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产权、治理结构,使外国资本想进来也往往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中国不同,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技术蓄积不足,同时地方政府的发展需求往往与中央政府的意愿不尽一致,这使中央政府即使反垄断法案对外资予以审查,但地方政府强烈的逐利冲动,还是可能冲破法律规范,使更多国有资产被外资所囊括。实际上,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可以利用自身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年全国实现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人民币,比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万亿元增长了6倍多;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阶段,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高达万。从资金和人才储备的角度说,中国现在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有别于“组装车间”的经济发展新路。所以,中国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但不能再是以往那种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继续,要在对外开放上有新的思路、安排,形成新的格局。比如着手大力扶持民族资本和产业,提高自己可以控制的生产能力。中国目前在能源、交通、金融、通信等战略产业上的国家垄断,表面来看阻止了外资的控制,但却没能摆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强化了依赖。而在政府不太“关照”、其实也很关键的产业领域,一些企业不知不知觉就“自生自发地”成长了起来。通信硬件设备产业就是显例,华为、中兴的崛起,很大程度是靠自己的努力。不久前碰到华为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华人现在在点“烦”,成为世界第一大电信硬件设备供应商了,树大招风,在美国、欧洲各处都被狙击,所以现在华为考虑要拆分业务,做成几家公司,让规模看起来没那么大,减少外界的注意力。今后国家应打破对战略产业的垄断局面,除个别实在难以、也不适宜市场化的产业外,要让民营资本更多更深地介入战略产业领域,充分盘活现有社会资金和人才存量,这是提升国家技术和产业水平的重要环节。

八、市场换不来战略产业

需要反思和矫正的另一个倾向,就是一谈改革开放,就真的天真认为全球一家、不分你我了,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于是技术市场化,即通过开放市场引来促进来发展的理论流行。以改革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否可以换来一个没有国界限制的全球性经济世界?实际的情况是,越是全球化,越会促进民族国家的生长发育。从以往来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正是随全球化大潮而来。反过来,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又会有利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恰恰是建立在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已充分发育、民族国家形态已充分生长的基础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消亡论不足为听,国家之间有经济、技术壁垒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消失。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有人认为,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的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的开始。但情况恰恰相反,欧洲政治统一的努力和广泛的经济区域主义一直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区域一体化是扩大本国追求的目标和雄心壮志的手段,而不是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途径。”[2]又说:“经济区域主义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问题和对高度相互依存、同时又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作出的重要反应。”国家之间是有竞争的,自古依然。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经济竞争又主要表现为技术优劣势的竞争,这也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通行全球的无障碍的技术交流市场。科学无国界,但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有国界的。“以市场换技术”思路带来的问题,非常可能是向他人交出了市场,而却没有换来技术,或者即便换来了,换的也是人家过时落后的技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技术积累却远不如建国前三十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战略产业也有萎缩,已经对此做出了说明。在外资的进逼下,中国不少企业干脆选择买进别人的先进元器件进行组装的道路,而立足自身的技术研发则弃之一旁。四川长虹电视、联想集团,莫不如此。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对后发国家经济运行过程的控制,也不会放弃对后发国家长远发展潜力的抑制,尤其在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关系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业上。其办法多种多样,比如通过技术和装备控制,防止先进技术和装备流向后发国家,以保持对后发国家的技术优势。美国于7年出台规定,对出口前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加强限制,受规管产品包括飞机、飞机零件、航空电子、惯性制度导航系统、激光、水底摄影机、推进器系统和个别电讯仪器等。6年1月,因涉嫌向中国出售用于播撒农药的无人直升机,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有限公司曾遭日本警方突袭搜查。再比如以资本介入和技术合作的形式,消灭后发国家的知名品牌和优势产业,控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和关键性装备生产。七八年前,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曾遭遇极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国有大中型装备企业几乎沦到全被外资买尽的境地。外资专门选择中国产业龙头企业作为并购重点,利用国企改制和地方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不惜血本进行并购。大连机电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很多企业,在与外资“合作”后,外资利用控股权先想方设法拖垮中国企业,亏损到一定程度不得已只好把股权全部卖给外资。中国汽车产业搞好了二十多年合资,只引进了一项装配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底盘、发动机、整体控制等,半个也没能引进。中国主要的轮胎企业也在与外资的“合作”“合作”中拱手让人,米其林在中国子午线轮船的市场占在率在6年已达70%。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不但无法用市场换来,相反你已经拥有的,外人还会想办法把你有的弄没,强的弄弱,转而都受他们控制。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发达国家,同时也多强调经济自主性,反对“恶性收购”几乎是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常识。5年7月,美国百事可乐公司有意对法国达能食品公司实施恶意收购,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deVillepin)立即出台了一项旨在保护战略产业的政令,防止11个与安全相关部门的国内重要企业遭到外国公司收购。6年1月,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米塔尔公司,提出收购由法国、卢森堡、西班牙三国联合组建的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阿赛洛公司,也在法国政府设置的障碍下未能如愿。6年2月,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宣布对法国苏伊士公司实施兼并,法国政府不顾意方强烈反对,强令法国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目的就是让意国家电力公司无力吞并这艘“能源航母”而自动放弃收购。法国人把这种做法,叫做“经济爱国主义”,以此大力扶植重点企业,保护本国产业。法国的“经济爱国主义”实施手法多种多样,有:提高国有股和职工股,抵御恶意收购;推动企业强强联合,让对手知难而通;政府主导,救企业于危难之中(典型如3年挽救阿尔斯通公司,使其起死回生);出台针对恶意收购的法律;让企业优势互补,增强行业竞争力。法国的“经济爱国主义”实际上乃历史传统,当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Colbert)就曾坚信国际贸易是一场得失所系的竞赛,他率先实施了国家控制经济和干预工业发展的措施。法国圣戈班集团于年创建时,其宗旨就是以国产器皿取代从威尼斯进口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复苏,上世纪60年代期间,欧洲不少企业纷纷通过合并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大公司,一些美国企业集团乘机吞并法国企业,这一下子激起了法国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从年起,法国政府对外国投资、主要对美国资本开始采取限制措施,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Debré)指出,只要美国资本在法国国防工业中不占有大部分股份,美国在法国投资未尝不可。蓬皮杜总理则向美国企业家申明:外国投资仍受欢迎,但有些部门需要保护,而且在任何部门或任何地区,外资均不得占统治地位。戴高乐(CharlesdeGaulle)在于年除夕广播讲话中警告说:“美国经济实力的压力施展到了我国国内”,法国有“被外国的投资、专利和实力殖民化”的危险。年1月,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的法令,规定外国在法国的直接投资预先须向财政部申报,同时成立了以财政部长为主席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查。采取这些限制措施后,美国资本失去了对法国经济渗透的念头。

九、大飞机和高铁的沉浮

用市场没有换来技术、还导致原有技术倒退的例子,最惨痛者莫过于大飞机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要不要造大飞机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这一刚开始由民间发起、后来政府介入的论争,终于使大飞机项目重现转机。在充分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国务院于7年正式立项研制大型飞机,并在8年于上海成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意味着中国重新研制大飞机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这其实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研制大型飞机。早在年,尚处“文革”中的中国就启动了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运十”的研制工作。经过十年之功,可乘坐多人的“运十”飞机于年制成并成功实现了试飞。不幸的是,这种仅比空客开发晚两年的大型飞机,却因种种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清楚的原因而于年黯然落马了。之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并没有放弃大飞机研制计划,但思路不再是自己研制,而是立足与外国合作。麦道、空客都曾参与中国大飞机研制,但最后却都中途而废、无果而终。周恩来总理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大飞机出行的梦想,至今仍没有实现。回顾中国研制大飞机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其中的教训自然多于经验。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像大飞机这样的战略性产业,想靠国际合作、以市场换技术,那是换不来的。没有人会傻到为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竞争者,在关键性的生产和技术领域,谁占据垄断地位谁就利益越大,麦道、空客与中国合作研制大飞机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能造飞机,而是要让中国造不出自己研制的飞机来。这与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截然不同。在中低技术领域,后发国家的确存在“后发优势”,只要建构起相对开放的国家环境,就可以大量吸收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从而推动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但一旦向战略性产业和高端技术领域延伸,先发国家就会对后发国家筑起技术壁垒,不是干脆不给技术,就是通过国际合作消灭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潜力。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为二十多年前中国自己制造的“运十”飞机中道夭折而嗟叹不已。“运十”飞机从首飞到被封存,已飞了个起落、个小时,最远航程达到3公里。这一机型虽然当时参与了外国的一些成果,并不非常成熟,但至少为中国研制大飞机,做出了十分宝贵的探索,不仅发展储备了技术,而且培养聚集了人才。假如当时坚持下来,而不是忙于“国际合作”,假以时日,不仅“运十”会不断得到改善,中国大飞机和航空制造业的研制水平,也会得到质的提升,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又得从头开始。中国在研制大飞机上的第二个教训,也许应该就是在决策体制上。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有没有长期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意志与环境。“运十”的下马给中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中国在研制大飞机问题上,交了38年学费,这笔学费不能不说昂贵了点。在再次确定立足自我研制大飞机后,未来所需要的,就是排除任何意见干扰、现实困难和非份之想,以持久的国家意志真正把中国自己的大飞机重新造出来并且造好,否则就实在对不起过去38年的学费了。造大飞机当然是有风险的。不过,没有风险也就不会有价值,风险越大,可能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任何高新技术创造在其起始阶段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但如果有风险就不去研究探索,那就会永远处在技术和产业的低处,永远不能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也就不能参与世界性的高新技术和产业竞争。航空制造号称“现代工业之花”,“大飞机”则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们的产业拉动作用远远超出一般产业。中国没有理由徘徊在这一产业之外。外国公司借参与中国大飞机项目进而扼杀中国飞机制造能力的经历,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为防止竞争者出现皆曾竭力抑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还是上文提到的奥斯曼帝国,在其晚期,其工商业发展就受到外来干涉多多,18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萨兰多·帕帕多波罗的希腊商人曾计划在科隆和纳瓦里诺开办几家肥皂工厂,结果遭到驻在该地的法国领事的阻挠,由于奥斯曼帝国官员的配合,这一干涉获得成功,结果是从马赛和普罗旺斯进口的肥皂在奥斯曼帝国没有遭受可能遇到的竞争。年一位名叫巴隆·托特的法国官员,特别视察利凡特各地的法国领事馆,返回后建议政府继续执行阻挠奥斯曼帝国地方工业发展的政策,这项预防性政策后来凑效了。中国的大飞机到今天还没有造出来,几代人的梦想仍是残缺的。几年前与曾任陕西航空公司总经理的李大立老太太聊天,她拿出自己写的、堆起来有几尺高的关于航空发动机的书籍、报告,说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曾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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